越境的人生与越境的文学长谷川的长春体验与文(4)

1942年，“向北方”的吸引力和天性中的“越境性格”，以及对荒漠的自然和野性的憧憬、创作所谓的“满洲新文学”的梦想，再一次促使长谷川濬奔向了中国东北北部的边境额尔古纳的大批俄罗斯移民聚居的三河地区。关于这次去三河的动机，长谷川濬这样写道：

37岁的现今，我再一次去往三河。因为我想创作，想创作满洲的文学，根本无法控制这种冲动。我们住到这广袤的土地上，和各民族交往，经受苛酷的风土的考验且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必须行动起来。我既非官吏，也非政治家，我是作为一个作家居住到这块大地上，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就是作为一个作家行动起来，这是我要表现三河行的目的。我要写北方边境的自然和人，鲜活地表现与狂暴的自然抗争的哥萨克人群。我要写那些继承了半野蛮人血统的哥萨克民族的生命力、恋爱、歌唱、狩猎……。那里有广阔的草原、河流、部落和开垦地。风嚎狼叫、花香四溢的绝美的夏日野营地。从孩提时起就对这样的地方憧憬不已，我因此离家去往这里。[3](175)

1942年，为了创作所谓体现多民族融合的“真正”的“满洲文学”，长谷川濬来到了俄罗斯移民聚居的三河地区，自取名马库西姆·尼克拉伊维奇，与那里的俄罗斯人生活在一起。在三河居住期间，长谷川濬根据自己的三河生活体验创作了《某个马库西姆的手记》《野火》《耕地》《早春》四部“越境”小说。《某个马库西姆的手记》描写了在去往三河的途中，接到了日本攻陷新加坡的消息后，人们在祝贺会上群情激昂的情景；《野火》是以三河为舞台，描写了改成俄罗斯人名字、要在哥萨克度过一生的日本男子，和患了肺结核病、恐惧死亡的日本文学青年的鲜明对比的人生；《耕地》则通过悠然地生活在都市的文学青年的视线，展现了生活在边境的哥萨克农民的生活样态和大自然的美以及国境线上的紧张状态；《早春》描写了生长在都市的自己在贫穷的三河与哥萨克族生活在一起的状况与烦恼。

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描写了移居到这片广漠大地上的俄罗斯人的生活，以及日本人试图与俄罗斯人共同生活、达到民族融合的情景。这些根据三河的生活体验创作的“越境”文学，总体来说，文学创作水平并不高，“对于三河的自然描写具有着美丽的抒情性，但是缺乏凝视残酷的自然和异民族人的生活，从根源上探寻人生与社会的存在方式的态度。一味地沉溺于情绪化的描写，而欠缺架构小说的能力，或许这就是作者的特点。”[5](476)但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长谷川濬身上，作为日本人的根性、作为伪满洲国的一“国民”、作为精神上与俄罗斯人相通的人，这三者毫无矛盾地共存于他的体内，可以轻易地超越物理空间的国境、精神空间的民族界限，力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越境”与“同化”。

三、对长谷川濬“越境”文学的反思与批判

川村湊对长谷川濬的“越境”的文学作过这样的评价：“长谷川濬来到亡命的俄罗斯人的村庄，改成俄罗斯人的姓名在那里住下，并下决心‘开辟自己的文学’。与异民族、异文化的协调与和谐的思想，体现了贯彻满洲国‘五族和谐’的口号，忠实于多族国家、复合民族国家的理念，他以在几乎没有日本人居住的村庄，真正与白俄罗斯人进行‘同化’的决心，创作了《某个马库西姆的手记》。”[6](273)确实正如川村湊所指出的那样，长谷川濬试图以“新的国家”的“建国神话”为目标，试图在新天地创建彻底贯彻“五族和谐”，消除民族差异的符合伪满洲国“建国思想”的“新”文学。而且主张“把满洲文学建成世界文学，这一主张始终一以贯之从未改变。满洲建国是世界性的建设，这两者是共通的大道。满洲文学与满洲建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亚洲性的世界精神。冈仓天心所说的同一个亚洲——就是对这样的新兴满洲国文学指向的预言”。[7](7)然而，长谷川濬想创作的“新文学”是一种幻想的浪漫的神话，因为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扶持的高喊着“五族和谐、王道乐土”口号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个虚伪、虚幻的“五族和谐国家”的本质属性就是阶级对立的、民族差别严重的、压迫与反抗并存、矛盾重重的，这一本质属性早已决定了这样的文学终究是一种“人工性的”、多种矛盾并存的、虚幻的文学。正如黑川创指出的那样：“‘满洲’是由众多的虚伪构建起来的概念。比如‘五族和谐’是‘满洲国’高喊的口号。但这实际上将中国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偷换了概念而已。……现实社会是，‘满洲国’的工厂、矿山各民族的平均工资，据调查，朝鲜人是日本人的四成左右，中国人还不到日本人的三成。再说满洲国官吏的工资，日本人的奏任官会发放相当于自己薪金四成、委任官相当于自己薪金八成的特别补助。这些事实一件一件都是与‘五族和谐’的口号背道而驰的。如果把这些用‘那只是民族间的生活样式的差异’为借口而使之正当化，那就不应该高唱‘五族和谐’。”[8](351～352)而长谷川濬却要在这样的虚幻的“五族和谐”的国家创建什么“新”的“满洲文学”，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长谷川濬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证明他所关注的“整个满洲的实际存在着的一切自然和人生的美好”，[9](232)亲身到偏远的条件恶劣的中国东北边境，与俄罗斯人生活在一起，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创作出他所谓的与日本“内地”完全不同的，具有北方大陆风情和特色的、多民族融合的、歌颂“五族和谐、王道乐土”的文学。川村湊指出：“在满洲国作为‘满洲人’活动，所说的满洲文学必须反映‘与满洲国建国共存的’、‘共呼吸的亚洲性的世界精神’。一般来说，既然是满洲人，就意味着将与日本人的身份告别。而满洲文学，将会是从日本文学独立出来的、保持一定距离的、自立的文学。但是，在长谷川濬这里，却是满洲人与日本人毫无矛盾地共存，满洲文学的建设也不是与日本文学无缘的存在。抑或说，他带有极其顽固的‘日本民族’的国家主义，却又经历着‘越境’的人生，书写着‘越境’的文学。”[6](279～280)而沉醉于创作“满洲国”“新文学”的长谷川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我所追求的文学理念中存在着的诸多矛盾与对立，也没有冷静和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文学的脆弱性。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1/0322/6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