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对当年长春的记忆评三木卓短篇小说集(3) - 长春大学学报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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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年对当年长春的记忆评三木卓短篇小说集(3)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我知道：

我们日本人是用怎样残酷的手段，

对那些无辜的人们，

加以凌辱、殴打、威胁，甚至屠杀！④

可以说，这首小诗是对作者少年时代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一个定性，是对“王道乐土”的另一种诠释，反映了作者对日本侵华的态度。这种富有正义和良知的作家应该说是并不多见的。

三木文学的局限性与真实性

三木卓以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和客观的历史态度道出了日本建立的“满洲国”的真相，记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是，他的作品对日本人所受的灾难与痛苦记载得详细而又真实，对比日本人还要痛苦的中国人却很少描写。这虽然是与作者以自身经历来创作这一视角有关，但是在不知不觉中淡化了中国人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饱受煎熬的一面。

在《黄雀》这篇小说的开篇，作者描写了一个卖香烟的“少年”在街头叫卖，一个肩上挂着枪的大兵旁若无人般地把“少年”的烟一包又一包地装进自己口袋里，“少年”哭着恳请大兵不要再拿了，但“少年”的话大兵听不懂，也根本不去听，不理会眼前这个瘦猴般的孩子。这个大兵是哪里来的呢？从对形象的描写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苏联军人。苏联红军进长春作者写进了小说里，可是对他们为什么来中国东北却只字未提。作者当时是十岁的少年，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东北等情况应该知道，就算是不知道，在创作该作品时也应该很清楚了，但作者回避了这一问题。在苏联军队中也许会有不遵守纪律的现象发生，但苏军对日宣战在加速日本侵略者灭亡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否定的。

当然，不可否认，日本人尤其是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平民也是受害者，尤其是在1945至1946年间所受的苦难是不应忘记的。

在《炮击之后》这个短篇中，三本描写了苏联空军从战斗机上向地面投炸弹，地面的日军用大炮还击。“少年”全家人趴在家中的地面上，只有“少年”一个人好奇地从窗户下端向外张望。他看见日军的炮停止了，战斗结束了。在对面有一小队士兵抱着枪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后来开来了一辆大卡车，从车上走下来两名军人，把趴着的士兵一个又一个抬到卡车上，原来这些士兵全都死了。⑤

在一阵阵猛烈的炮击之后，整个城市死一般的静。大约过了二十几个小时，街上才出现行人。“少年”也离开了家，奔向伪满洲国的外务省（外交部）大楼，想要捡一些有用的或者能吃的东西回来。在空荡荡的大楼二楼中间，他发现了一个用带子捆得很严实的硬纸箱。当他满心欢喜地打开箱子看时，吓得目瞪口呆：里面是一只人的胳膊！是谁的胳膊并不清楚，可能是某位高官的，是准备带回日本国内而没来得及带走的吧。总之，“满洲国”灭亡了，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也就这样被斩断了。“少年”顾不了这些，继续上楼逐层寻找，然而除了桌椅和杂乱的文件外，他几乎一无所获。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堆干巴得几乎发硬的黑面包的面包边儿，上面还能看到人的牙齿咬过的痕迹。“少年”想到“满洲”没有这种面包，这一定是苏联面包，那么这是那些苏联军人咬过后扔掉的面包边儿。“少年”把面包边儿装在从家里带来的布袋子里。“少年”还看到地上撒满了一张张纸币，他知道，这些“票子”已成废纸，再也没有用途了，满地的满洲“票子”不如一袋面包边儿。

在《旷野》这篇小说中，三木描写了“少年”一家人和众多日本人坐着无盖的货车奔大连回国的过程。疲劳、饥饿、传染病折磨着每一个人，每节车厢里只放一个大铁罐子供人们大小便用，途中不断地有人死去，作者的奶奶就是其中之一。三木在另外一部作品中还写到，别说是尸体，连活着的人随时都可能遭到饥饿的野狗的袭击。⑥

三木回忆长春的自传性小说，具有很强的真实性，更能看到他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批判。从小说中一直把日本人称为“殖民者”，把中国人称为“被殖民者”等称呼中也能窥见作者的立场。据作者本人2000年回忆：“首都（指长春——笔者注）的日本人乘列车向朝鲜逃去，军、官及满铁相关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优先，民间人士却被丢下了。”⑦在中国东北的日本民众所受的苦难当然不可否认，却无法和遭受日本蹂躏的中国人相比。作者只写了日本人受害的一面，忽视了加害的一面；只看到日本人的苦难，没看到中国人更加苦难的现实。这是三木文学的局限性，也是大多数描写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作家的局限性，那些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作家更不必说。即使是那些揭露战争、批判战争的作家们，当他们的个人良知和正义感与人类的良知和历史的正义感基本上一致时，他们的作品才能表现出对不义战争的揭露和对战争发动者的谴责。当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境界无法超越民族与时代限制，无法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人类价值观相符合时，便表现出了他们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三木卓的《炮击之后》一书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炮击之后》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篇小说为《朝》，而最后一篇小说名也是“朝”，即“早晨”“黎明”的意思。结尾的同名小说《朝》描写的是“少年”和哥哥、母亲三人通过中国的最后一关检查，扛着行李踉踉跄跄地走向难民列车的内容。也就是说，随着日本的战败、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民迎来了黎明，日本人民也迎来了黎明。尽管还步履维艰，但毕竟是新的一天开始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三木文学还有各种不足和局限性，但这一主题思想是应该肯定并且要高度评价的。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1/0322/6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