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拾遗― 浅谈常连安在娱乐传媒方面的贡(2)

图8 小安堂广告之二，见《长春》1946年第2期，可以看到小安堂主打产品为小安胃丸和小安肾丸，商标为金狮。

图9 溥儒先生和于非闇先生为《长春》题写的刊名。

目前可查的《长春》共有十期，其中第9-10期为合刊，第1-4期于1946年发行，第5-10期于1947年发行，每期中关于常氏家族成员和长春社主要演员的报道都会占一版到两版（图5、图6）。再看商业广告，十期《长春》中广告商家频频更迭，但雷打不动、期期不落的有两家：一是长春社，一是小安堂。《长春》第3期还曾用半个版面为小安堂刊载了一篇“软文”：“二蘑菇改行了：组织小安堂，专卖安胃丸”，或可推知小安堂药店也是常氏的家族产业。（图7、图8）《长春》为常氏产业和长春社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如果真的“毫不发生关系”，为何对长春社如此“情有独钟”呢？另外，小安堂的广告又提供了另一确证，该店地址先在报子街，后迁至紧邻启明茶社的西单北大街辟才胡同83号，而辟才胡同83号也正是长春游艺画刊社的地址。④由此可以断定《长春游艺画刊》确是常氏的产业，《长春》的名字就来源于“长春社”。

既然此《长春》即是彼“长春”，为何还要发出这样一则声明呢？笔者揣测，原因可归纳为两点：对外而言，给予《长春》独立的地位，便于联系业务，更避免了长春社“王婆卖瓜”的嫌疑，可以名正言顺地展开宣传。在《长春》上，除了自家的商业广告，还有长春社的演出和演员推介，甚至于不时曝光一些八卦新闻来吸引眼球，例如“常连安南来顺被包围”“蘑菇公司开会讨论革新方案”“一封情书韩飘寄，倒叫老三费琢磨：三蘑菇不了解韩小姐的心情”“白全福贩金记：金子没赚儿，反赔了报钱”“王世臣喜庆小登科，周金莲重锁眉头怨：张秀英女士鸠占鹊巢（附照片）”等。由于编辑即是“长春社”成员，获取这种“内部消息”尤为便利，借此提高演员知名度，同时吸引观众、扩大影响。

另一方面，《长春》还肩负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而这里所说“舆论”主要是对内，即对长春社艺人的批评。一些批评言辞犀利，醍醐灌顶。现在看来，这样的批评极有可能就出自班社管理者常连安之口，是出于对年轻人的“爱之深、责之切”，但却通过《长春》表述出来，自有更深用意：一方面，画刊地位独立，作为媒体从客观角度介入，较面对面批评更为柔性，有效避免直接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通过画刊公之于众，引入了社会公众监督，警示教育自然效果更佳。

《长春》为我们了解常连安和长春社打开了一扇窗口。长春社当时吸引了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溥儒、徐昌霖、谢添、白光、石挥、宗维庆、裘盛戎、言菊朋、言少朋等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他们与常连安等相声演员交往甚密，在画刊中都曾有所报道，溥儒和于非闇还为《长春》题写了刊名（图9）。⑤而且这本刊物出现在启明茶社内，也侧面说明了启明茶社的观众群体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用相声台词讲：“读书人居多，识字人居广。”只有这样，期刊才会有受众和市场，并且进一步证明了“长春社”着力净化舞台、锐意创新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还有关于启明茶社成立时间的问题也曾存在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启明创办于1938年，于1940年改为相声大会。⑥而《长春》则给出了不同答案。1947年1月出版的《长春》第7期中，刊发题为“长春社‘启明’茶社六周年纪念 全体艺人假长安大戏院串演 提前招待新闻界”的专版报道。由此推断，启明茶社正式成立时间或为1941年1月，这个时间自然也被追溯为“长春社”的正式成立时间。现存的其他民国报刊对此也可以佐证，如天津的《游艺画刊》1943年第6卷和1944年第8卷对启明茶社二周年和三周年分别进行了专题报道（注意此时并无“长春社”之名）。二周年的报道即称启明为“相声大本营”，并详细介绍了启明茶社主要演员包括常连安、华子元、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李宝麒、张傻子（张杰尧）的履历，关于常连安是这样介绍的：

“……二十八年（指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又被约赴新京（长春时称新京）、哈尔滨等地，二十九年冬，创办启明茶社。其人喜交游，寡言笑，重信用，勤俭增产，颇合新国民之资格。”

同一版面中的署名“逸臣”（应为侯一尘笔名）的另一则报道“启明茶社二周纪念”也提到：

“按启明茶社，在民国二十九年，为北京西单商场筑成时（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原西单商场因火灾导致焚毁，此处所说的“筑成”指大火之后的重建），该场事务所组办之杂耍场也，约常连安当后台老板，因入不抵出之故，又由常连安改组相声大会，从斯日见进步……由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适为第二周年纪念，其间成绩，较前尤为优美云。”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0/1217/5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