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末期文人李建昌(1852—1898)，字凤朝，一字凤藻，号宁斋，又号澹宁、洁堂居士等。其生活在时局大动荡、社会大变革、文学大转折的朝鲜朝末期，因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及家学的濡染，“自登第，习为古诗文，尝以朝鲜五百年文章一家自期”[1]236。李建昌在汉诗创作上力倡复古，与好友金泽荣(1850—1927)一起致力于挽回已入颓境的汉文学，且毕生致力于汉诗创作，其汉诗文集《明美堂集》中收录有汉诗436题771首，最终在朝鲜文学史上留下圆满的终止符，被誉为“朝鲜朝末期四大诗人”之一。李建昌在汉诗创作上积极学习并借鉴中国古人诗法经验，并去除当时文人汉诗创作中所存在的门户之见，曾言道：“尝笑偏见人，门户相支拄。但见东边日，不知西边雨”(《借坡集读东坡八首次韵，须便，寄保卿》其四)[1]68。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而不主一家，“既以晚明自命，仅四五年，辄弃去，又将沾沾焉我唐宋也”(《上静堂从叔父书(其三)》)(1) 见于李建昌《明美堂初稿》之《明美香馆初稿》。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印，1974年版，第16页。 。而在唐代诸家中，李建昌对白居易(772—846)诗歌效法尤为突出。金泽荣曾在《明美堂集》序文中指出，李建昌“善于歌诗，有白居易之风”[2]。通过仔细研读李建昌汉诗，发现李建昌无论即事名篇、讽兴时事、关心民疾的诗歌，还是事关个人病状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的确与白居易诗歌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长白山脉海拔在2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6座，中国境内的最高峰为白云峰，海拔2691米，也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高峰。整个长白山系的最高峰则是朝鲜境内的将军峰，海拔2749米。

1 对白居易诗歌思想内容的接受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内容丰富，他曾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3]2794。学界基本认同和接受作者的四分法，只是对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持有异议。白居易醉心诗酒、吟咏情性的闲适诗受到李建昌的喜爱和模仿，而白居易针砭时弊且具有忧国爱民、兼济天下的讽喻诗更是受到了李建昌的青睐和效仿。

1.1 效法白居易的闲适诗

白居易闲适诗共计885首，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其闲适诗创作与其逍遥自适的“吏隐”“中隐”生活紧密相关。检索得知，他每次提及“吏隐”“中隐”，都会直接或间接提及“闲”字。可见“吏隐”“中隐”的生存方式是其闲适心境产生的必要条件。换言之，白居易“吏隐”生活的主要色调即为“闲适”，“谓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与元九书》)[3]2795。白居易在江州、杭州、苏州任地方官时，创作了不少表现其闲适生活的诗歌；而在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的最后18年间，更是过着边仕边隐的生活，吟咏这种闲适的“吏隐”生活的诗歌创作也随之增多。论及其闲适诗创作的具体内容，学界一般以元和十年(815)贬谪江州作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点：前期的闲适诗主要写作者在从政之余的悠闲之乐；而后期的闲适诗则以安时委顺、沉浸佛老的寂灭达观为主，作者书写田园山水、亭台楼榭、绘画、音乐、舞蹈、宴饮、读书等日常的闲居生活，极力展现闲适安逸之乐。

李建昌虽早年登科，但“顾以忠鲠不容于时，三十余年屏处闲冗之日为多”(《跋·星州李烨》)[1]301，其在“屏处闲冗之日”也曾用诗句来表达对慵懒散漫的闲居生活的喜爱：“一夕偷闲差有味，禅房明月照吟哦”(《将赴关北，留题开运寺》二首其一)[1]65，“一事闲居坚约束，不教佳客不吟归”(《留客》)[1]57。

随着我国对于林业建设的力度不断增大，林木种苗的培育已经成为了重点发展的项目。在我国研究人员的不断努力下，我国的林木种苗培育相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林木种苗培育的过程中，对于品种的选择需要参考许多情况，比如种植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以及林木未来的作用等等。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对林木品种进行优化和培养，提升林木种苗的培育技术，更好的为我国的生态建设提供帮助。

李建昌不仅服膺白居易的“吏隐”生活主张，并追步其闲适诗的创作。具体而论，李建昌也像白居易一样抒写其闲适生活的方方面面，只不过，较之于白居易漫长且为其生活主色调的闲适生活，短暂而难得的闲适生活只是李建昌生活的一段小插曲而已。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利用政务之余去登山临水，还从事了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并诗意地呈现在笔端。

寄情山水、访古探幽不仅是李建昌人生顺遂时的一项重要的休闲活动，也是其蹇滞困顿、苦闷忧伤时的心灵慰藉。比之白居易在从政之余游山玩水的自适和从容，李建昌往往在旅行途中不忘欣赏沿路的风景，他的山水诗一般也是纪行诗，如他在《西溪晓发》中言：“柳色萧疏不蔽楼，微霜槭槭响林邱。晓来自策青驴去，添作溪西一段秋。”[1]12又在《舟行》中曰：“数仆僵眠熟，双驴伴立闲。笑吾频卧起，怕失一佳山。”(二首其二)[1]53顶着霜露赏秋水秋景，半夜频起看山。可见，他对山水的喜爱发自内心。比之白居易的慧心构筑私家园林并沉浸其中，李建昌有时也能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小憩园林，其《戊寅夏首，自湖西还，征尘甫息，应接稍稀，园居多暇，散步林木间，随意口呼，令家弟，属和并记》(六首)堪称其田园诗的代表作。且录其中四首如下：

大豆一生分为3个时期，种子萌发到始花之前为前期，始花至终花为中期，终花至成熟为后期。大豆吸氮高峰在开花盛期，吸磷高峰在开花到结荚期，但幼苗期对磷十分敏感，吸收钾的高峰在结荚期。大豆整个生育期对氮肥的吸收是“少、多、少”，而对磷的吸收是“多、少、多”。因此，必须重视花期供氮，而磷肥以作基肥和种肥为好。大豆施肥要求亩施氮2～5公斤，磷5～7.5公斤，钾7.5～10公斤。相当于农家肥20～30担，尿素8公斤，过磷酸钙20～25公斤，氯化钾或硫酸钾10公斤。

新舍初归客馆如，门庭花木总生疏。

只缘景物明人眼，却又依然似旧居。(余家移此，在余南行之后。距前居地，仅数十武。而园林隐秀，花木翳然，正如人意。)(其二)

朝士门墙野客如，溪山深僻树扶疏。

氯碱工业、电镀、电冶是电解原理在工业上的重要应用，电子在其中的行为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由于生产的目的、条件不尽相同，又各具特点，分列简述如下：

处世深知百不如，只堪邱壑养清疏。

算来定有乘除理，最倦游归最好居。(其四)

非均匀性校正模块如图7所示。校正系数存储在FPGA的片内存储器rom_a，rom_b，rom_c中，在配置FPGA时以COE文件的形式加载到FPGA中，这样可保证系统上电之后即可使用，又可根据需要修改系数[14]。该模块调用了三个乘法器，两个加法器，和一个减法器，采用流水线结构对数据进行处理[15]。乘法器，加法器和减法器均采用xilinx ISE提供的IP核，乘法器是有符号数乘法器，加法器进行了溢出处理并根据需要选用了不同位宽[16]。时序控制模块是整个系统的中枢，控制整个系统的执行顺序，保证系统同步的按照流水线进行工作。

吾兄志业古人如，愧我才微学转疏。

记取苏家兄弟约，一生风雨对床居。(其六)[1]27

归来拜谢双亲语，知汝心情卜此居。(其三)

从诗题及第二首诗后注可知，这是李建昌于高宗十五年戊寅(1878)初夏闲居于家时所作，此时其刚卸任忠清右道暗行御史之职，“征尘甫息，应接稍稀”。作者举家迁居到一处“园林隐秀，花木翳然”的新居，卸职归来与家人团聚的欣喜、放松，使得诗人能静下心来享受田园之乐，并反思过往和筹划将来，田园的溪山、丘壑、花木涤荡了作者心中诸多的愁闷和顾虑，让诗人豁然开朗，暂将建功立业的伟大志向抛向一边，好好享受与家人团聚卜居的天伦之乐。除了热爱山水田园，李建昌也钟爱游玩各地的名胜古迹，创作了《东将台晚眺》《再赋白云台示同人》《黄州月波楼》《重登拱北楼》等一系列登临赏景之作。

李建昌追慕白居易的宴游欢会和宴集时的诗酒唱酬，因为这些文人宴集不仅仅是一些抽身于官场、无意于仕途的闲适文人休闲娱乐和交际应酬活动，还可以同台竞技与切磋诗文创作，另有品茶饮酒、欣赏舞乐等高雅活动助兴，可谓既悦耳悦目，又悦心悦神。如《怀人作》(五首)中前两首云：

昔有韩四客，共结文字缘。三客在汉阳，一客赴蓟燕。致谢张平子，风流永和年。(洪钟山岐周，郑云斋基雨，二世丈李二堂重夏暨余，唱酬为一集曰《韩四客诗草》。往岁古欢入燕，以此就正于张叔平世准。叔平有诗云：“何由玉箫芦笛，上我洞庭船。不然邀我浿水边，风流得似永和年)(其一)

有酒多且旨，有诗穆如风。十日饯我行，犹谓恨匆匆。平生会心人，尽在南村中。(余又与诸君子，结社于紫阁山下，裒合诗卷，名之曰《南村会心录》。余行时，诸君子崇酒载诗，为十日之会。)(其二)[1]14

从第一首诗歌及诗后作者自注可知，李建昌和洪、郑、李三君子结为“韩四客”，一起宴集欢会，诗酒唱酬，并结集为《韩四客诗草》，其风流堪比东晋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第二首诗歌后作者自注中说与志趣相投的诸君子“结社于紫阁山下，裒合诗卷，名之曰《南村会心录》”，还举行“十日之会”为作者饯行，与“会心人”的诗酒唱和让诗人身心愉悦，如沐春风。

李建昌还以读书作诗为乐，这也是其闲适生活的主要内容。纯粹的读书和作诗可让诗人摆脱仕宦的种种束缚，充分地享受读书作诗之乐，因为沉浸在诗书中，可以化解现实中的矛盾和苦难，还可以获得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同感。在《明美堂集》中，李建昌从22岁至47岁留下了771首诗歌，其对写诗的热衷程度可见一斑。日常生活中的事无巨细，他都用诗歌记录下来，哪怕友人新置了一张床，友人半夜携歌妓来访，家弟新添置一小舟，友人梅花被折枝，新妇屏风、轿中睡觉，友人送女贞果实、食鳖等此类生活琐事也一一入诗。读书也是李建昌的一大喜好，从“柴门竟日无人到，稳读三冬未了书”(《读书，示仲弟保卿(建昇)》三首其一)[1]21，“弟兄同住一书寮，宿火篝灯暮又朝”(《读书，示仲弟保卿(建昇)》三首(其二)[1]21，“此间未许闲人到，兄弟诗书共一床”(《月夜》)[1]28，“读书有何好，端坐送寒暑”(《养泉馆夜会，同荷汀、葆堂、茂亭读净名经。分韵》)[1]52，“更闻山中去读书，世间此乐应无如。呜呼！世间此乐应无如”(《走笔，赠李伯曾(沂)兼柬黄云卿》)[1]73等诗句中便可以看出，李建昌耽爱读书。总之，读书作诗乃李建昌生活中一大娱乐方式。

此外，李建昌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与白居易一样，力图将田园山水、亭台楼榭、诗书、饮酒、绘画、音乐、舞蹈、妓女、宴会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审美化、诗意化，并借助这些休闲娱乐方式既获得一定的感官享受，也化解生活中的忧虑与苦闷，还可展示个人高雅、闲适的生活品位与情调。他在闲暇时赏画，作有《题颂阁蛱蝶图》《题永海扇》《题画兰》；还赏菊、观灯、观舞、打猎，作有《徐养泉(周辅)邀余，同梧西侍郎，冒雨赏菊》《公州官府后园观灯》《岭营澄清阁，观妓舞，呈尹方伯丈(滋承)》《峡居滞雨，排闷，时猎鹿于平山》等。

1.2 效法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共创作了172首讽喻诗，而对社会矛盾的揭露和人民疾苦的同情是其讽喻诗最重要的内容，“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与元九书》)[3]2794。白居易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真实反映，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2792，把思想性放到了首位，以达到“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3]2792之目的，创作了《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杜陵叟》《观刈麦》等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的诗歌。在诗学观念上，李建昌与白居易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不仅主张“凡为文，必先构意”(《答友人论作文》)[1]120、“诗者本缘情”(《次韵答保卿》二首其一)[1]37，也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写出了《田家秋夕》(二首)、《峡村记事》、《宿广城津，记船中赛神语》、《金坡》等与白居易讽喻诗有相似主题的讽喻诗，表现其恤善挞恶的思想感情。

李建昌主要学习白居易讽喻诗中同情与怜悯百姓苍生类的诗篇，关注的对象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写作目的欲将民众的苦楚以诗歌的形式上达朝廷，引起上层阶级的关注和重视。

如《田家秋夕》(二首)记载了李建昌出任忠清右道暗行御史时徒行乡里时对百姓生活的所见所闻。其中第一首写出了“乡里贫贱人”在经历自然灾害之后的情景：“去年大凶年，几乎死不活。今年大丰年，天意固不杀。恨不腹如鼓，恨不口双裂。日食十日粮，快意偿饕餮。”并借助“父老”之口表达诗人的劝诫之意：“民生实艰难，物理忌盈溢。莫以今醉饱，或忘旧饥渴。”[1]25第二首诗则真实记录了乡里一位寡妇的悲惨处境。该诗的前半部分，写寡妇抱着遗腹子哭诉自己遭遇“大凶年”后的悲惨经历：“春来向富人，乞禾得满掬。一粒惜不咽，持为种田谷。气力日以微，肠胃日以缩。同是一般饥，妾何顽如木。却送夫君去，去埋前山麓。”[1]25而诗的后半部分写寡妇带着遗腹子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好不容易熬到“种谷谷头熟”的秋收之季，却又遭到官府的苛捐杂税的压榨，“忽惊吏打门，叫呼觅税粟”[1]25，掠夺式的赋税、酷吏的榨取再次将其推向垂死的边缘。

《峡村记事》刻画了“野居无田宅”“赤手来谋食”的火田民辛苦耕耘储藏的谷物被恶鬼一样的“官校”搜刮后的凄凉惨状：“啼儿色半死，蹲犬犹喘息。何用更点检，空坑余弊席。气结不能歔，叩心复何益。所悲力田久，气衰发尽白。已老不重少，已失难再得。此地不可住，舍此无所适。城中多富人，破产犹得职。”[1]50诗人通过贫苦火田民和城中富人的贫富差距对比，猛烈抨击了地方官吏搜刮民膏民脂的社会现实。

《宿广城津，记船中赛神语》则记录了船民向神祈祷郡县没有酷吏、不会遭受“滨海捉船”这些“烦弊”，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神言此事非我职，汝虽百拜请无益。往诉岸上吟诗人，采入风谣献京国”[1]59。可见，作者也希望像白居易一样通过诗歌将百姓的苦楚上达天听，促使君主体察民情、解决弊端。

《金坡》一诗是诗人出任咸兴按核使时所作，重点描述官府在金坡村开矿给当地农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独此开矿地，害甚溺与焚。耕者无陇亩，庐者无墙垣。即令悉还主，百年终荒陈。荒陈例蠲税，矿地税仍存。”并向国君提出自己的安抚民众的建议：“呜呼大乱事，乃在清平辰。此乱苟不祛，咸兴焉足云”，“大哉宣祖训，无令凿混沌”[1]66。充分彰显其济世情怀。

2 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的接受

白居易曾在《新乐府序》中提及讽喻诗的主旨及创作特色：“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欲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4]136其实，他的这一诗歌创作主张不仅仅针对其讽喻诗的创作，也适用于其所有类型诗歌的创作。这里所谓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指诗歌内容应生活化，应着力表现普通人情和日常生活。因此，诗人在艺术手法上不追求夸张和过度修饰，而追求“其辞质而径”“其体顺而肆”，即诗歌语言应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其叙述方式应以忠实的记叙和朴素的白描为主，这样诗歌才平易顺畅，声韵和谐，“可以播于乐章歌曲”。李建昌也极为认同白居易的这种诗歌主张，他也曾言：“言本乎道者，贵以正；辞出乎情者，贵以真。”(《答宋敬山将作(伯玉)书》)[1]119可见，他在理论上继承和发扬了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不仅如此，李建昌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努力追求白居易式的平易自然的诗风，不仅学习其平实的叙述方式，而且采用白居易诗歌自注的方式以使诗歌通透明白。此外，还追摹白居易诗歌中通俗浅切的修辞方式，以及质朴、不晦涩的造词用语。

2.1 仿效白居易式平实通透之叙述方式

凌晨出东郭，亭午下西原。

2.要有充分的自信，不能因为是非母语而畏惧发表意见或观点，哪怕是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其实外方代表是很有耐心的，他们很乐意一起沟通问题，前提是要能清晰的表达出自身的观点。

在诗歌的谋篇布局和命意叙述上，李建昌颇得白居易诗歌的精髓。李建昌同白居易一样注重诗歌的命题，一旦题目定下，便围绕诗题按部就班地娓娓道来，一般以铺叙和白描为主，杂以说理和议论，层次清晰，直白真切。以《过楼院(朴西溪先生旧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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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HFR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p36.3，目前国内外研究最多的是MTHFR C677T、A1298C位点。以677CC基因型对应的酶活力为100%，TT基因型对应的酶活性约为22%。A1298C的基因位点多态性会引起编码的氨基酸由谷氨酸变为丙氨酸，进而导致酶活性降低[3]。酶活性的变化与红细胞叶酸浓度[4]、血浆HCY水平[5]密切相关。从而影响同型半胱氨酸甲基化为蛋氨酸的过程，后者转化成S-腺苷蛋氨酸(SAM)，而SAM作为体内唯一的甲基供体为DNA 的甲基化、蛋白质和脂类的甲基化等重要的生化反应提供甲基[6-7]。

西风忽洒衣，已觉晴景翻。

人家颇潇洒，榆柳春阴繁。

隐隐青林杪，问是谁家园。

从兹得平旷，杖屦无怠烦。

缅维朴先生，读书守邱樊。

大事记时贯古今，事涉百科，在收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容易出现滥收、漏收的现象。要严格掌握地域范围，只记本地区的大事；发生在外地区的大事对本区有影响的，重点不是记大事本身，而是记对本地的影响和本地的反应。同时，占位要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不能事无巨细都记录，要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要选出大事、要事、特事、新事。

长往岂其好，时事不可论。

赫赫忠烈公，日星于重昏。

逌知诗礼业，乃为节义根。

至今二百年，过者式其门。

吾侪竟何为，通籍受君恩。

寒蝉带树喑，饥乌临池蹲。

暇日得欢娱，又似童稚喧。

图3(b)1951—2017年为沪宁杭月均降水对比。其中，杭州和上海降水最多的月份为6月，南京为7月。其成因应与夏季风的推移有关。南京纬度高，进入雨区比杭州和上海晚。上海8月也出现一个降水高峰，推测主要是受夏季风回移的影响。杭州与之相比，在8月的降水峰值不明显。7-9月杭州的降水量基本稳定。而南京则只有7月一个高峰值，此前降水量逐月增多，此后逐月递减。月降水量的最高峰值杭州>南京>上海。三地月降水量最低的月份均为12月，属于夏季多雨、冬季少雨的类型，同样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生动体现。

山林虽云好，意趣讵能存。

微雨故相戏，暂憩山下村。

归哉咏考槃，怅望不可谖。[1]12

整首诗歌有如一篇游记，开篇四句介绍出游的时间、地点、路线及天气，紧接着的四句引出作者所游览的对象——朴西溪先生旧居，进而便对朴先生的高风亮节及故居的现在环境进行描写和评议，最后交代行程结束及游览后的感受。诗歌叙述方式平铺直叙，毫无波澜，诗意一览无余。李建昌非常喜欢运用此种叙述方式，在《闾山玉女峰》中，仅从“今朝发深愿。去作名山赋”，“东风挟我行，翩翩非故步。低头入洞壑，举头见瀑布”，“翻身往从之，信有济胜具”，“玉女粲然笑，问汝来何诉”，“兹游虽可乐，至清难久住。惆怅下山归，野日荒荒暮。逆旅不能寐，感叹为长句” [1]19等起承转合之处，便可知其按顺序直白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缺乏转折和婉转，但自有一番平实之美。或许李建昌过于熟稔白居易这种叙述方式，有时直接在诗歌题目中点出叙述线索，如《自朔州至昌城作》一诗，从诗题可推出诗歌应当是记叙作者从朔州至昌城的所见、所闻、所感。李建昌之所以偏爱白居易式叙述方式，可能因为不用苦心孤诣地构思和布局，只需要按照所见所想、所行所为即可吟诵成篇，所以，其诗集含有《徐宫庶颂阁寄便面，嘱书率题四首》这样率性而作的组诗。纵观其整部诗集的构成，基本按照作者的仕宦生涯和人生轨迹分为《闲居收草》《北游诗草》《俊游余草》《直指行卷》《西征纪恩集》《南楼吟草》《又直指行卷》《少休收草》《海上吟藁》《北行吟卷》《南迁纪恩集》《碧城纪行》等，每部诗集中的诗歌也基本按照作者行程，或交代时间，或交代地点。所以，李建昌的整部诗集即为按照其一生旅程编撰的生活记录史，整部诗集的宏观构成方式和作者喜用的微观的诗歌叙述方式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这种诗歌集编撰方式应该也受益于白居易，白居易也曾将某一时期的诗歌集中编撰在一起以形成作品群，且这类作品群的数量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传统人物画以人物为主要题材，有工笔与写意两种表现方式，可以单纯刻画人物形象与神态，具有视觉图像意义，或以表现某个事件为主从而突出人物所处情境，展现那时那刻的人物状态，具有记录史实的效果，抑或是对美的形式的探索，通过改变表现方式和创作手段来探索人物形象背后的形式规律与观念意义。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从民族服饰、民俗风情和民族乐器这三种符号观念入手去解析广西这一地域语境下的少数民族传统人物画，尝试去梳理并归纳少数民族人物画的艺术特色。

正因为李建昌的诗歌如同白居易诗歌一样力图对生活作忠实记录，一部诗歌集即为诗人生活编年史，或称其为诗人年谱也不为过。因此，为了追求记录的真实性，李建昌也学习白居易采用题注及诗中夹注两种形式：题注一般用来交代诗歌写作时间、地点、创作动机及背景等，诗中夹注则主要用来解释诗句。如《即事》题注“丁丑”[1]24，《韩狗篇》题注“丙戌”[1]49，《上巳日》题注“亡室徐淑人，再期祭日”[1]19，《还乡河》题注“世传宋徽宗北狩，过浭河，凄然下泪曰：‘何由得似此水还归’，因名其水曰‘还乡河’。一说是晋末帝重贵语，未详，当更考”[1]15，《韦观新置一床，戏赠》题注“床借村人柩材为之”[1]99等。这些题注要么交代具体写作年代，要么交代诗题由来，要么交代与诗题相关的资讯。较之白居易，李建昌对题注的重视程度更甚，他作有一首《瀛洲梦游歌》，题注长达477字，俨然一篇散文，在题注中，作者详细交代了写作年代、做梦具体情状及内容。

白居易的诗中夹注主要分为三种：一种诗注与诗句内容雷同，有画蛇添足之嫌；一种对诗句作逐句解释；还有一种注明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出处。而综合来看，第一种、第三种自注有累赘之嫌，尤其是第三种，虽然有利于读者理解诗意，但容易使诗歌变得平淡无味。李建昌非常高明地舍弃了白居易的第一种、第三种诗中自注，专注学习其第二种自注。如“驿舍重寻经岁梦。(古欢去年，随郑蓉山尚书，作此行，今又伴余)”(《安定馆，同姜古欢(玮)小饮，李斯文(禹铉)，亦至》)[1]13，“揽笔无端成一笑，如何菩萨变金刚。(始余按事尚宽，湖人讥之谓菩萨御史云)”(《书启成自题》三首其二)[1]27等。

2.2 追摹白居易式通俗浅切之语言风格

在遣词造句上，白居易诗歌惯用比喻、数字，在一首诗中一字重复使用或多字重复使用，甚至一句诗中出现重字，用语助、虚词以形成“以文为诗”与诗歌的散文化现象，喜用口语、叠字等鲜明的特色都得到了李建昌的推赏。当然，李建昌在诗歌创作中也曾化用白居易的诗句，为己所用。

白居易喜用浅显的比喻手法，如“露似珍珠月似弓”(《暮江吟》)[5]1300，“江水细如绳，湓城小于掌”(《登香炉峰顶》)[4]388等。这类比喻句在李建昌诗集中俯拾即是，如“剧怜身世似浮萍”(《古欢老人寄示近稿，署曰听秋阁》)[1]23，“满庭明月似金盆”(《友竹(闵台铉号)宅，有梅无盆，忍冻于外而不能花，静堂叔父有诗，以咏其事，命余和之》)[1]54等，语意平易，明白晓畅。此外，李建昌非常青睐白居易在诗歌一联的上下句中使用“…似…，…如…”或者“…如…，…似…”句式，这种句式既有比喻的手法，又能起到对仗的作用。白居易近体诗当中这类句式的诗句不少，如“秋霜似发年空长，春草如袍位尚卑”(《和谈校书秋夜感怀呈朝中亲友》)[5]725，“露簟色似玉，风幌影如波”(《前庭凉夜》)[4]278，“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夜入瞿唐峡》)[5]1148等。李建昌在七言律诗中也常采用这种句式，如“山如健马齐骧首，瀑似游龙对转腰”(《北汉》)[1]12，“愁如古塞防秋卒，闲似穷山破夏僧”(《新凉》)[1]34，“天光似黛青相合，水面如槃湛不摇”(《元山望海》)[1]66等。可见，李建昌热衷于使用“…似…，…如…”或者“…如…，…似…”比喻句式来抒情言理，从而使得语意简明易晓，活泼生动。

白居易毫不避讳地在一首诗中或一句诗中喜用复辞这一修辞手法，典型如句句使用重字又兼句内重字，如“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劝酒》)[6]。这一复辞手法被李建昌效法，并发挥到极致。他既有在同一诗句中用重字，如“不是言愁始欲愁”(《题陈郎中筱农(福绶)诗草》六首其三)[1]17，“忽发狂言又罪言”(《永保亭·戊寅》)[1]27；也有利用句内重字进行对仗，如“秋日秋云阴复晴，野人野屋陋还清”(《秋日野屋》)[1]54，“多载好书好酒去，况有同姓同舟来”(《与宗人二松(鹤远)，同舟还乡，次韵》二首其一)[1]58等。

白居易因“年少已多病”(《病中作》)[6]770的缘故，从而对自己的年龄非常敏感，喜用数字纪年入诗。明人胡震亨曾在《唐音癸签·谈丛二》中指出：“白公好以年几入诗，不止百十处。”[7]比如“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花下自劝酒》)[5]790，“况我今四十，本来容貌羸”(《白发》)[4]494，“我今五十七，归去诚已迟”(《和我年》三首其二)[5]1470等。李建昌同样天生“病而弱”(《复峿堂族丈(象秀)书》)[1]27，因而也热衷此法，以年纪入诗来感叹光阴的流逝。如“龙钟半七十，那复作人夫”(《悼亡》六首其六)[1]53，“朝廷盛英妙，四十已老丑”(《赦归宿松广寺》)[1]74等。

体验式教育实践模式，就是以师范生职业技能和职业品格培养为核心，以技能训练、教育见习、教育实践、顶岗实习等实训为生长点，形成校内和校外实训相结合，合作培养未来教师的有效机制，促进师范生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的构建，以学生体验为中心，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相配合，是知能一体化的开放式教育实践模式。

此外，李建昌汉诗中还有化用白居易诗语的现象。如其《初春杂题》(四首其三)中“记得香山老人语，暄和时节病心情”[1]73句化自白居易《花下对酒》诗中“冷澹病心情，暄和好时节”(二首其一)[5]595句；又如《十一月十五日，大雨作》中“我年未四十，于事实少更”[1]59句则化自白居易《曲江感秋》诗中“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4]484句；还如《崧阳道中》“细数一生游宦事”[1]32句则化自白居易《洛中春游呈诸亲友》诗中“一生欢乐事”[8]句等。

将消费税改造成共享税有一定合理性。在共享税的各种模式中，我国可以考虑采取“税基分享”模式。具体而言，一部分税目划分为中央税基，一部分税目划分为地方税基，一部分税目划分为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共享税基。与此相适应，应将一部分税目的征收环节后移。

3 结语

生活在朝鲜朝末期的文人李建昌为了振兴已入颓境的汉文学，在汉诗创作上积极效法古人的诗法经验。而在唐代诗家中，其对白居易诗法表现出由衷的热爱，如效仿其醉心诗酒、吟咏情性的闲适诗以及针砭时弊、忧国爱民的讽喻诗，追求白居易式平易自然的叙述方式以及质朴率真的语言风格。当然，李建昌在汉诗创作中，能很好地将学古与师心结合起来，灵化无痕，学古而不泥古，从而避免了模拟行迹、剽窃蹈袭之弊，真正做到了借助白居易之诗法来反映当时朝鲜朝末期的社会生活、时代风貌，叙述本土的风俗人情，抒发个人真情实感，最终实现了“诗亦自成一家”(曹兢燮《答金沧江》)[9]。

参考文献：

[1] 李建昌．明美堂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349．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

[2] 金泽荣．韶濩堂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347．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262．

[3]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五[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一[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二[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三[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452．

[7] 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75．

[8] 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四[M]．朱金城，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106．

[9] 曹兢燮．岩栖集[M]∥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350．首尔：景仁文化社，20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