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发祥地”与“新中国电影摇篮”的话(2)

“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界定语最早出现于1981年《影视世界》第2期文章《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介绍》[7]24标题中，作者为电影史学家胡昶。胡昶当时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专门研究人员，写作此文的初衷是迎接长影35周年庆典。胡昶在广州花城出版社《影视世界》杂志首创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语来界定长影贡献，已经引起一定关注。1981年，胡昶又在《吉林日报》《中国电影年鉴1981》等书刊发表类似文章，强调这一界定语。接下来在1984年，《人民日报》刊发吉林记者易洪斌文章《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语引起广泛关注并迅速传播开来。在1986年，胡昶又出版了专著《新中国电影的摇篮1949-1985》[8]，进一步强化和宣传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界定语与长春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与长春形成的对应关系已基本定型并深入人心。

话语的有效传播一方面需要名副其实的史实支撑，另一方面需要传播者对媒体坚持不懈地有效利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一语和长春一起能够深入人心，学者胡昶以及《人民日报》《影视世界》等媒体无疑起了关键作用。话语背后的权力竞逐有时表现为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的竞争或合作，有时表现为媒体与媒体、此地与彼地的话语权更替。也有学者称上海是“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其实也符合历史事实。但当“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与长春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后，学者们也很少去将“电影摇篮”与上海对应起来。这正如“中国电影发祥地”一语早就授予上海一样，也极少有学者愿意自讨没趣地授予长春“新中国电影发祥地”的头衔，尽管这样的头衔从语义上也讲得通。

如今，当我们提到“中国电影发祥地”，就自然想到上海；提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自然想到长春。学者们并不考虑去运用同样讲得通、符合实情的“中国电影的摇篮”和“新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两个界定语去指称上海和长春。这表面上看是话语的约定俗成，从更深层面考虑是话语背后的城市境遇、电影历史与话语细腻蕴含的契合。

二、正名：城史与影事

上海之所以能从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三点:

其一，上海在相当长时期是战乱中的“安全岛”城市，以租界为核心相对安全的城市环境为电影在上海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近代中国经常性的社会动荡和战争中，租界始终能保持超然于局外的特殊状态。……处于动荡变乱中的人们都把上海租界看作了‘安全岛’。”[9]年爆发鸦片战争，随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接着又与其它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攫取了在上海的相关权利。1845年11月《上海土地章程》公布，第一块租界事实上形成，面积约830亩。[10]4至电影来到上海后的19世纪末年，上海的租界范围已经扩充至多亩。到1941年底上海全面沦陷前夕，上海租界面积已经达到多亩。[11]在电影来到上海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城市战乱频仍的大背景下，上海始终能提供一片相对安全的“国中之国”“法外之地”作为电影发展的环境。当时中国如天津、厦门、汉口、广州、九江等其它城市虽然也有大小不等的租界，但远没有上海占地面积大，持续时间长。大体量的上海租界就像巨大的“安全岛”，为电影在上海的落地、生根、发芽和开花提供了相对稳定而安全的外部环境。虽然当时上海存在租界和华界两大区域，但上海电影事业发展的精华和核心其实都位于租界地域内。

其二，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文化造就的开放、包容、多元等城市文化特征为电影在上海的兴起与发展准备了精神气候和相对自由的软环境。上海首先是国内移民城市，其次是国际移民城市。自上海开埠和租界开辟以后，大量国内移民来到上海，世界各国的移民也纷纷涌入上海。“1885年，非本地人占了上海华人总数的85%；到1949年，该比例为84．9%。”[12]18据相关研究成果统计，电影在法国诞生的1895年，上海外国人口数为5114人，而到租界全面沦陷前的1942年，上海的外国人口达到15万多人。[13]141移民城市在文化上典型的特点就是开放、包容和多元，这契合了电影这样一门综合艺术的多样性和混杂性。因为城市开放，电影发展便少了畏途和坎坷。因为城市包容，人们更乐于接受电影这样一种新事物，更乐于去欢迎不断出品的新电影，电影事业便能拓展更大的市场。因为城市文化多元，电影便能汲取到更全面而丰富的营养，电影便有可能诞生更多类型，实现更多创新。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0/1217/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