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对当年长春的记忆评三木卓短篇小说集 - 长春大学学报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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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少年对当年长春的记忆评三木卓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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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专题（一）主持人：王升远

1936年国难当头之际，林语堂主持的《宇宙风》杂志策划了“日本与日本人特辑”，邀请中国知日派精英参与讨论。然，受邀撰稿的中国知日派白眉周作人在给杂志的寄信中却为主事者泼了一盆冷水：“不妄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在他看来，对日本的理解与研究须兼顾“贤哲”（文化的一面）与“英雄”（武化的一面）两个向度，不可偏废；若只谈“贤哲”而拒谈“英雄”，“则先生的计划便是大失败了”。

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清谈“贤哲”依然是我国日本学研究的主流倾向。我在《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一文中谈到，“光鲜亮丽、‘超越历史’的文化日本为人津津乐道，研究论著已有‘过度生产’之嫌；而关于面目狰狞的‘武化日本’则是空喊口号者多，扎实的实证研究者少”。我国学界有关侵华时期日本文学、思想研究和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亦有此弊。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化人的涉华活动、言论与创作等都宜在文史融通的视野中予以系统的实证清理和严谨的文本阐释。这项工作虽已有王向远先生等学者开了头，但日本对华十五年侵略战争仍为我们留下了极大的可开掘空间。我期待通过开设“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专题”，将这项工作系统地做下去，至少日后在面对“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这一论题时，我们表达出来的不再是由空洞的口号/概念、有限的几位所谓“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单一的研究视角、陈旧的研究方法和激越的民族主义情绪等拼凑、堆砌起来的“老一套”。

《炮击之后》是日本当代作家三木卓1977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录了《朝》《夜》《黄雀》《旷野》等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其中最长的一篇《黄雀》获1973年芥川文学奖。这十几篇作品内容各自独立，但主人公却是同一个人——“少年”；时间也基本上是按先后顺序排列的，而且每个时间点与年谱中记载的作者经历相吻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系列纪实小说，而主人公“少年”就是三木卓本人。

苦难的少年时代

三木卓（1935—）原名富田三树，生于东京，上有两个哥哥，但是在他出生的第二年（1936）长兄夭折。同年因父亲受聘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社报编辑，全家移居中国大连。他四岁时患上了小儿麻痹，左腿落下残疾，终身行走不便。1942年，父亲调任到“满洲”日日新闻社沈阳分社工作。翌年，全家从大连移居沈阳。1945年5月，因父亲担任该报总社的编辑兼文化部部长，全家又从沈阳移居长春。8月日本战败投降，报社关闭，父亲开始从事救助日本难民工作，而十岁的三木每天在街头卖香烟以补贴家用。1946年3月，父亲被难民传染上伤寒不治身亡。8月乘难民专列回国途中，因祖母身体不支，全家只好停在锦西。9月祖母病故，10月全家才好不容易回到日本静冈县，三木回到小学读五年级。三木两岁到十一岁是在中国度过的，其中十岁至十一岁是在长春度过的。

早在1952年，还在读高中的他就在校内杂志《塔》上发表了处女作《在籍里柯的竹筏上》。在这篇作品里，他表明对左翼运动的不理解，并且决心要过一种与政治无缘的人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读他的回忆长春的作品时，反而能感觉到其作品的客观性、真实性和非政治目的性。1969年，他在长篇童话《灭亡之国》的后记中写道：“我在那片土地（指中国东北——笔者注）上的幸福，是从别人夺来的幸福，是肮脏的幸福。”①从这段话中我们足以看出作者对建立“满洲国”的清醒认识。

1955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俄罗斯文学专业学习，1959年毕业，同时升入研究生院读硕士，翌年退学。他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歌，步入文坛。退学后一边做编辑工作，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活跃在诗歌、小说、儿童文学等领域。其中诗集《东京午前三点》（1967）获第17届H氏诗歌奖，《黄雀》（含《炮击之后》，1973）获第69届芥川文学奖，《驭者之秋》（1997）获平林泰子文学奖，《路地》（1997）获谷崎润一郎文学奖，长篇儿童文学小说《裸足与贝壳》（2000）获读卖文学奖。2004年，年近七旬的三木又推出了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柴笛与地图》。

他还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第一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亡国之旅》描写了在“满洲”大地上日本儿童、中国儿童、朝鲜儿童之间的痛苦与辛酸。之后又发表了《昆虫风景》等面向儿童的随笔集。2002年，为纪念他的故乡静冈县与中国浙江省成为友好县省二十周年并设立“中日友好儿童文学奖”时，他担任了评审委员，为培养新的儿童文学作家而尽心尽力。

文章来源：《长春大学学报》网址: http://www.ccdxxb.cn/qikandaodu/2021/0322/677.html